傳播者和演奏家不沖突

郎朗微博上的介紹是：聯合國和平大使，國際著名鋼琴家。他和他的團隊并不認為這樣的排序有主次之分，一個是大眾文化的傳播者，一個是古典鋼琴演奏家，雙重身份構筑成如今的郎朗。郎朗在深圳開設了自己的鋼琴學校；與國際著名出版集團合作，全球發行了教材《和郎朗學鋼琴》； 成立“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這令他的名字超越了古典音樂的范疇，也為他引來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采訪前，郎朗的宣傳總監說起郎朗兩個最新動態：其一，他即將推出一本教材，不僅針對琴童，更是所有音樂愛好者的入門秘笈。其二，郎朗即將與騰訊合作，在全國12個城市舉辦音樂會，除了演奏，還有與琴童的深度交流。郎朗說，未來，他不排除會在網絡上直播自己的音樂會。

在和記者交流這些時，郎朗把網絡、傳播等名詞說得和小節、切分、漸弱等音樂術語一樣自然，這時他的形象與傳統思維中不諳世事的音樂家割裂開來，互聯網達人、文藝白領，或是青年領袖。從這個角度看，郎朗把一個演奏家的工作維度拓寬了。

這與郎朗在古典音樂界的種種“顛覆”之舉一脈相承。2014年年初，他在第56屆格萊美頒獎儀式上與著名重金屬樂隊metallica聯袂奉獻了該樂隊的經典歌曲《One》，郎朗用鋼琴和吉他、貝斯等電聲樂器交織，激昂的音樂讓臺下的觀眾都坐不住了，JAY-Z、保羅·麥卡特尼等流行樂壇大牌掌聲不斷，并舉起大拇指致敬。

2014年九月的仁川亞運會開幕式上，郎朗一段熱情的SOLO引出鳥叔，二人跨界合作了一曲《champion》，同樣是全場沸騰。郎朗也彈high了，如果不是需要坐在鋼琴前，他也一定會像鳥叔一樣滿場跑。

郎朗在NBA球場、冰球賽場上演奏，登上春晚、奧運會，他甚至在2010年舊金山的音樂會上一點兒也不嚴肅地捧著剛剛上市的IPAD，使用一款模擬器樂APP演奏了《野蜂飛舞》……在郎朗之前，沒有哪個職業古典鋼琴演奏家如此熱情地投入到大眾文化中去，更別提將流行元素引入古典殿堂，光是把音樂會搬到體育館，就引來了觀眾的興奮和與之形成對比的評論家質疑。

但郎朗說，時代變了，古典樂壇不能重復兩百年前的打法：“從開始彈琴，我就不想去重復別人去做的事情，首先我想當鋼琴家這是肯定的，那我們必須去學習偉大的鋼琴家是怎么當的。但同時我不想去做人家都做完的事情，人家都做完的事情我也希望能做，但我更希望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在郎朗看來，當所有人不再聽古典樂或不彈鋼琴時再去推廣，為時已晚，古典音樂的發展必須要跟上時代，但他也注意到，古典樂壇自身也在發生著變化。15年前他成名時，所有鋼琴家拍封面照都是白襯衫、黑領結，但現在幾乎沒有人再會穿燕尾服上臺了。他不認為自己所做的具有多少開創性，而是順應著時代，只是剛好，這也符合他的價值觀。

在近期遭受頗多爭議的姜文新片《一步之遙》中，郎朗擔任了音樂總監，這是跨界的又一衍生品，除了改變演出的場所，郎朗也嘗試對音樂本身動刀子。

“我彈很多非常經典的古典音樂作品，但肯定也要去追求一些新的作品，但新的古典音樂，說實話我喜歡的不是特別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和姜文導演合作的《一步之遙》，年初的和張藝謀導演合作的《歸來》，這都是我想探索的新作品。和搖滾樂隊metallica、說唱歌手鳥叔的合作，也會帶來另外一個觀眾群，這些人可能對古典音樂很不熟悉，但是通過我們的合作，他會知道原來鋼琴可以這么彈，還能有這樣一種形式。”

郎朗還補充說，實際上，搖滾樂手也很愿意跟古典音樂樂手合作，這是一種雙贏的形式。

關于郎朗異于大多數演奏家的跨界才能，格拉夫曼認為這是一種附加天賦，有些人彈的不好，但是有魅力；有些人彈的很好，但舞臺表現力差，而郎朗既有技巧，又有讓觀眾喜歡的本領。

郎朗說，他考慮了很多，才決定走這一步：“因為我知道大的音樂環境對于古典音樂家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但這一切并不難，只不過需要你有些創造性，你需要知道現在的觀眾，要去了解他們。”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潛能以及目標清晰：“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對于古典音樂之外的其他，消耗了太多精力，郎朗搖頭，“我今天還坐在這兒，證明我的精力還算OK，沒感覺消耗多大。這是一個人生的經歷，那么沒有這些消耗，沒有這些舞臺，我也不可能成為今天的我，所以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國際化

我們常用“彈鋼琴的手”來形容一個人的手好看，把這個問題拋給郎朗，他舉起自己的右手看著，說：“對啊，好看，比我的臉長得好看”，帶著濃郁的東北腔，說完自己也樂了。

郎朗有著與生俱來的熱情和幽默，能瞬間拉近與其他人的距離。和所有受歡迎的人一樣，郎朗在為人處事上的能力也幫助他打開了局面。《人物》的記者季藝回憶，有一次他曾在一個會議室里采訪郎朗，郎朗堅持讓他坐在長會議桌的首座，“你們最辛苦了”，他對季藝如是說。

而記者最近一次與郎朗接觸是在羊年春晚的后臺，化完妝的他站到鏡頭面前，認出了記者，大手伸來緊緊一握。沒等采訪開始，他聽到身后的電視機傳來魔術師周家宏在說話，郎朗回頭看了一眼，然后提了個建議：“你們著急嗎？要不咱們一起先看下這個節目？”

所有人都愉快的答應了。

“你喜歡魔術？”

“是啊，喜歡！多有意思啊！”

時間再回到采訪當天，在結束了與格拉夫曼的排練后，郎朗起身短暫地休息了一會。排練廳的大門打開，兩個提著琴的外國樂手走了進來，雖然很久未見，但郎朗一眼認出了他們。

“Hey！”郎朗老遠就張開了雙臂，他先和其中一人擁抱，并向身旁的父親介紹，“這是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新團長。”緊接著又擁抱了另一位，這回他轉向那位團長說：“你知道嗎，我和他之前合作過。”

他熱情招呼著每一個人，以外放著稱的西方人也要貼合他的節奏。和兩位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音樂家們排練完畢之后，他們相互祝賀致謝，但緊接著，郎朗猛地拿起樂譜：“Just one thing(還有一個問題)……”

他身上仿佛自帶光環，頭發被吹得蓬松地聳起。造型師說，這是郎朗在非演出的公開場合時的常用發型，能表現出熱情，“但在演出時，會將他的發型做的更有特點更顯陽光”。郎朗的皮鞋干凈、光澤度好，穿的是國際頂級品牌為他量身定制的修身西裝——這個國際品牌長期更新郎朗的身材數據變化，定期上門為他測量尺寸，為他提供不同風格的服裝”。

在排練廳里與之明顯呈兩極的是，四重奏團隊的藝術家們多數穿著隨意，有一位竟然在頗不合身的西裝下面搭配了一雙籃球鞋，這種反差很有意思，會讓人意識到，原來郎朗才是這個空間里、乃至古典樂界最閃耀的明星，在古典音樂這個融入西方人血液的藝術門類，郎朗站到頂端，掌握了話語權。

郎朗把自己的成功歸功于自己的留學經歷以及國內的基礎教育，“我在美國上的高中，然后又在柏林待了幾年學習，我覺得對于一個演奏家來講，你必須要去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藏著，尤其在國外演出，這確實對我人生很是重要，就是必須把你心里想的，除了在鋼琴上表達，平時也得表達出來。”

郎朗15歲前往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留學，實行精英教育的柯蒂斯每年僅招收少量學生，全院學生常年保持在160個左右，從中國來到美國，郎朗的音樂觀念經歷了一次涅槃，對他的藝術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一群天才同學的身上，郎朗更加深切地體會到音樂的自由：“有的同學特別會彈拉丁風格的曲子，有人對弗拉門戈很有研究，他骨子里帶有一種文化，那么你就跟他學是怎么彈的，能不能教教我？很快就會了，音樂是通的，但你必須要學習。”

這期間，郎朗還接觸到當地的搖滾和說唱音樂，他用嶄新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格拉夫曼夫人的介紹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英語教授理查德·多朗成為了郎朗的文化導師，他教郎朗閱讀莎士比亞的劇目《哈姆雷特》，劇中不同的主題相互交錯，潛臺詞不斷浮現，仿佛音樂中的多重旋律和復調，郎朗在他的自傳中寫道：“莎士比亞的對話讓我想起莫扎特的樂句。莫扎特的音樂會在多重的性格之間不斷地變化。通過莎士比亞的人物以及人物互動的方式，我終于開始理解莫扎特的音樂了。”

多朗帶郎朗到百老匯看《獅子王》，回到費城去看76人隊的比賽，他讓郎朗接觸美國音樂家格什溫的作品，作為民主黨成員的他，甚至給郎朗普及美國政治黨派史。這樣的教育方式顛覆了郎朗在國內得到的大多數經驗，在美國，郎朗的生活不再局限于琴房，他走上街頭，接觸一切他喜歡的新鮮事物：“我從兩種不同的文化獲得能量，即使兩種風格出現在同一個地方會顯得不合邏輯，但我并不在意。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現在在美國，一切都是可能的。讓我高興的是，在這兒，我感到充滿活力和創造力。”

“最初的印象里，美國的與眾不同讓人不安，它的魯莽傲慢太過極端，它很年輕但并不以此為缺憾，但我本身就與眾不同，我很自信，也一樣年輕，美國把我內在的品質都激發出來了。”

加里·格拉夫曼是活躍于上世紀60年代的鋼琴大師，亦是郎朗最崇拜的大師霍洛維茨的學生。作為柯蒂斯的院長，郎朗的老師，格拉夫曼告訴當年一心拿遍所有大獎的郎朗，“沒有節制的競爭只會制造緊張氣氛。”他不允許郎朗再參加任何比賽，而是命其把注意力轉移到演奏和對音樂的理解上，盡管和父親一度十分費解，但他們最終選擇了相信老師。

在13歲獲得“柴可夫斯基青年音樂家國際鋼琴比賽”第一名后，郎朗沒再參加任何比賽，與時下眾多演奏家借重要比賽獲得名次從而成名的方式不同，讓他揚名世界的，是郎朗身上頗具傳奇色彩且眾所周知的經歷，在拉維尼亞世紀明星音樂會上，郎朗臨時頂替發燒的安德烈·瓦茲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演出大獲成功，當時，郎朗17歲。

所以能說郎朗的成功是巧合嗎？格拉夫曼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郎朗的實力早已不是問題，他所做的是拋除從前爭做第一的雜念，而將所有精力放回音樂本身，如此，才能獲得最好的、最不功利的音樂。至于那個富有傳奇色彩的機會，他說“就算不是拉維尼亞，郎朗也會遇到其他的成名契機。”

從目標明確地追求第一，到沉浸在歷史、藝術、文化中，并回歸音樂本真，郎朗的成功之路恰好呈現出涇渭分明的兩面。

NO .1

郎朗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壓抑的童年。但在他和他身邊人看來，形容詞應該是“高密度”。

父親郎國任曾是沈陽空軍文工團的二胡演奏員，之后轉業成為一名警察，為了前往北京陪郎朗讀書，郎父辭去工作，從事話務員工作的母親成了家里的經濟支柱。背負著父輩的夢想，郎朗成為家中唯一的希望。

父親是郎朗成功路上的通關密碼，但在教育上的高壓也曾令二人沖突矛盾不斷。

自傳《千里之行：我的故事》里記錄了郎朗與父親的兩次沖突，一次是郎朗北京的第一任老師認為郎朗是“榆木疙瘩”，不愿再教他，信念遭到了毀滅性打擊的郎父情緒失控，他怒罵郎朗，父親甚至提到了“死”這個激烈的字眼。

另一次是郎朗在柯蒂斯就讀時期，當著郎朗同學的面，父親命令已經彈了三遍難度極高的《伊斯拉美》的郎朗把這首作品再彈十遍，“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巴拉基列夫超難的作品對演奏者要求極高，讓我有些體力不支。我的手指也在發疼。”郎朗脫口而出：“不要你命令我，我希望你下地獄！”

“說這話的時候，我的心砰砰直跳。這是我從小到大都想說的話，如今終于說出來了。”

第一次沖突，父親感到了自己的失態，他很抱歉，求郎朗原諒他，但仍不忘小心翼翼地向郎朗打探準備何時開始練琴。但郎朗用冷戰回應，三個月沒再碰過鋼琴。

第二次，父親默默地提起行囊準備回國，多年來希望逃離父親的郎朗卻和同學趕到機場，把正在買票的父親留了下來。

指揮家西蒙·拉特對現在的郎朗解讀說，幼年的努力讓郎朗沒能度過一個閑適的童年，如今的郎朗熱衷于音樂教育，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這是在努力彌補他童年時失去的歡樂，以及普及一種正確的教育觀。但他也認為，郎朗的故事具有著普遍性。

“因為幾乎所有的音樂家都有一個類似的童年，這一點無法避免。”

“郎朗不會恨我，能到現在，郎朗是很感激我的。”在大劇院的后臺，郎父如是說。

和從前常常示人的形象不同，這次他換了新發型，戴了一副深色眼鏡。談及過去對郎朗的不近人情的嚴格，郎父不再像談到郎朗的成績那般驕傲和自信。

郎朗在《千里之行》中寫道：“雖然我并沒有忘記我們過去之間的傷痛，但我和父親如今的關系有了本質性的變化。”郎朗很認可父親在自己藝術生涯的幫助：“我覺得我挺幸運，就是沒有時間走歪路，這比較實際，每到一個關卡總能遇到幫助我的人，但這個不是從天而降的，需要你自己爭取，你必須讓你在什么時間做什么事，我覺得，這就是我父母的決定對我的關鍵作用。”

從最初放棄一切去北京，到力主為郎朗更換幾位老師，再到把郎朗送到美國留學而非歐洲，郎父憑借自己對郎朗的了解，屢次在決定郎朗命運的關口做出如今看來極為正確的選擇。

“他能把我的優點記得非常清楚，在我尋找新的藝術之路的時候，他永遠能提醒我本身的感覺是什么，本能的是什么。很多人什么都學會了，但是把自己給學忘了。我爸這點非常好，他能知道新事物的好，同時他會說，‘你彈的時候還是要找到你自己的彈法’，所以大家看我彈的時候，雖然從縱向來講有很多新的東西，但從基本風格來講，本身的簽名沒有變，有讓大家都能記住我的ID。”

現在，郎父已經退出了郎朗的專業團隊，但他不會錯過兒子公開露面的機會，并且延續了多年來拍攝郎朗彈琴的工作，問他為什么，他說，“這是一種習慣了，留著做資料用。”

他拿著微單，自己拍了一會兒，又將照相機交到郎朗的宣傳總監手中，請其幫自己和彈琴中的兒子合影，拍了一會兒，他拿過相機看了一下，似乎并不滿意。在重新指導了構圖之后，他又站到了鋼琴邊上。

“人不能自視過高，要謙虛，但真到了NO.1那個程度也不要不敢說。”郎父列舉了祖賓·梅塔、艾森巴赫、巴倫博伊姆、格拉夫曼等大師的名字以及他們對郎朗的盛贊，這時的他，又恢復了自信和驕傲。

郎朗不諱言，自己是個對成績有著苛求的人。他熱愛鋼琴，對挑戰難度感到興奮，這是基因里的東西，與父親的高要求毫不違和，比起父親，他更加溫和，也更寬容和善于變通：“性格上來講，我比較樂觀。假如我心情不好，我希望趕緊把這事擺平，我不想把它整成一個疙瘩，不管在生活還是鋼琴里面我都覺得不舒服，所以我盡量去克制。”

郎朗坦承，父親不會英語這件事幫助了他，令他在美國期間有了獨立思考。“像他這種比較愿意管人的家長，你明白我的意思，很難讓孩子真正的去自由飛翔的。有的家長自己認識不到這點，他覺得這絕對是護著孩子，但是成功的方法不只一種方法，有時候也要去試一試別的方法，而不是自己覺得就是對的。”

一個問題是，等自己有了下一代，如何對待教育問題，郎朗說：“實際上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任何計劃，但我覺得中心思想要非常明確，就是一定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這很重要。”

大師那個頭銜

郎朗的排練一點兒也不神秘，排練廳里站著數十個人，除了音樂家們、郎朗團隊成員、斯坦威公司的代表，還有記者、郎朗的父親和他的朋友、他們帶來的小琴童等等。

人們盡量躡手躡腳，但備不住還是會有這樣那樣的響聲出現——腳踩在木制地板上的聲音、專業相機和手機相機的快門聲、人們交流、相互寒暄的聲音，但郎朗和其他音樂家們似乎對此習以為常。

當天的演奏，其中有一首曲目郎朗從未演奏過，看著譜子，他流暢的把全曲彈了下來。每當一首作品合奏完畢，郎朗總是站起來感謝所有的演奏家。

指揮家西蒙·拉特欣喜于郎朗成為一個坦誠熱情、毫不矯飾的人，童年的艱難經歷并未在郎朗身上留下陰影。

郎朗給記者同樣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嗓門很大，興奮時東北口音很重，坐在椅子上絕不老實，肢體語言極其豐富。說到興奮時，他會突然豎起一根手指，貓起身子，好像要沖到你面前。

郎朗自認有一顆抗壓的大心臟，但和所有人一樣，他也會緊張，但比緊張更多的是興奮。在外人看來，郎朗似乎體內自帶興奮劑，他顯得精力無限，即便是排練，也很少有所保留，第一天的排練中，他就活生生踩掉了一架巴洛克式的古鋼琴的延音踏板，引起眾人一陣驚呼。出了排練室，進了電梯，他對著電梯的鏡子空彈剛才的曲目，仍然無法從剛才排練的興奮情緒里脫離出來。

郎朗說，這種興奮感在他第一次摸琴時就有，但在接下來的很多年中，興奮感變成了恐懼感：“當時是怕考不上音樂學院，就覺得考不上怎么辦，考音樂學院就像咱們中國孩子考高考似的，就一次選擇，不像在國外，你考不到明年再考。我們那時候，你不及格就沒戲了，尤其是專業來講，今年沒考好，你可能就被開除了，或者你根本就沒有機會考上。所以我總是做噩夢沒考上，這肯定是為什么我緊張的原因。”

到了如今的地位，恐懼感已逐漸消失，如今的郎朗也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胡亂興奮，“得會壓制自己情緒，一下興奮起來，要知道什么地方要興奮，什么時候不能興奮，這就是靠人生的經驗來控制。”

郎朗曾說，希望自己成為偉大的鋼琴演奏家。現在的他是否已經達成？或是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

“我覺得我的能力具備，因為條件和能力這個東西，從很年輕就能看出來，從閱歷上還是得繼續努力，現在一直走正路的話，應該總有一天會達到這個程度。”

比起他的前人，郎朗覺得自己更幸福，他的老師、伯樂全是如假包換的大師，時代也幫助了他：如今的鋼琴家不用像以前，法國派想學習莫斯科，要么自己過去，要么等人家來演出，看演出時還不一定是最佳發揮。

“現在在任何一個網站，我想看誰彈，全出來了，我們的武器非常強大！究竟能不能成（大師）還不知道，但是你起碼知道他怎么做的了。”

郎朗曾經仔細研讀過拉赫瑪尼諾夫演奏自己的作品，并因此獲益良多。“例如他在譜上寫明漸強或減弱，激情的樂句、但實際上卻彈得頗為溫和，我喜歡這種手法，無論如何，那都屬于一種個人情感，他的演繹手法非常自然，就像即興彈奏般，流暢、直接，沒有任何造作的成份，作為一名音樂演奏家，尤其是面對大型浪漫派作品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令音樂具有說服力，同時又自然流露得像即興一樣，就像他飄進你的心里，或者像流水涌入土地里。”

如今，郎朗也成為了眾人解構和參照的目標，上臺表演，總有人拿出DV機或手機對著他演奏的雙手狂拍，許多家長買他的鋼琴教材和碟，希望將其中精髓貫徹到自己的教育當中。

郎朗或許沒有注意，在他排練時，一個琴童小女孩就站在他身后，小女孩的父母不斷指導她擺出各種姿勢，但背景始終不離彈琴的郎朗。擺了幾組造型，小女孩也注意到了旁人的眼光，似乎有點不情愿了，她更想轉過身去親眼體驗郎朗的演奏，但母親不依不饒，非要拍出絕佳的構圖才行。

“無論是演奏鋼琴還是普及鋼琴，他就是都能做得這么好。”郎父如是說，“你得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就是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