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任何時代，婚姻形態的演變都是與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獨身、剩女已成為社會上時髦的名詞，其實，它們并非現代人的獨造。

本文所記的民國女性的獨身現象大都發生在開放性較強、自由度較高的沿海地區，這是絕非偶然的。這些地區與外國通商最早，受資本主義影響較內地為深，故多集傳統勢力與異質民風兩種歷史因素于一身，因此成就一批特殊精神氣質的獨身民國女子。

以文證史，老作家筆下的獨身主題

改革開放初期，曾有一批由中老年女性創作的自傳體小說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對于后人探究民國時期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的解放意識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尖銳沖突，以及女性自身在面對兩性問題時的矛盾心理起到了以文證史的作用。

民國鋼琴家顧圣嬰

出生于五四時期的女性作家，其筆下主人公的深層心理大多具有驚人的時代共同點。她們雖都在新式學堂接受過良好教育，卻由于從小耳聞目睹周圍已婚女性的不幸際遇，精神上的陰影和偏見忽隱忽現地影響著其對男性的看法。

在出版于1982年的王瑩遺著《寶姑》中，主人公寶姑就因自身在包辦婚姻中的痛苦一度發出我不但打定主意不跟他結婚，我也打定主意，從今以后，不跟任何男子結婚的吶喊；而強烈的反封建意識也使陳學昭197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中的主人公李珊裳抱著一種憎惡而敵視的心情看待男人。她悲觀地說：女人既然極難逃出男人的權力，又怎樣能逃出男人的災難呢？她看到同族中的比她年齡大的女孩子，嫁出去以后，沒有一個是幸福的：有的丈夫賭博，有的抽鴉片，有的嫖妓，而大多數是娶姨太太。所以，當她看見一個少女坐進花轎，抬出娘家的門，她就起了一種送喪的心情，好像是抬出一口棺材。

這些女主角樸素的心理活動都是反映現實，忠實于客觀生活的。雖然她們最終都沒有選擇獨身的道路，但一度所持的激烈的獨身主義觀念，已經深刻地表現出在民國急劇動蕩的社會思潮里，新女性強烈要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思維與舊式婚姻制度之間必然的強烈沖突。

福建教會學校的獨身女性群體

另一方面，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各國傳教士開始積極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興辦學校，這種歷史的契機開始將基督教教育與中國婦女的個性解放要求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民國時期福州基督教教會學校的獨身女性群體就是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由一部出版于1983年、由非職業作家創作的自傳體小說《天涯芳草覓歸路》入手，解剖上世紀30年代協和大學等福州教會學校的女性獨身現象。

女主角陳堅畢業于基督教陶淑女中，1934年考入福州協和大學。這是一所創建于1915年的基督教教會大學，這一年是它第一次招收女生。協和大學的多數學生都是從福州本地教會中學陶淑女中或英華男塾考來的。雖然學生不一定都信教，但三餐吃飯前都要奏琴，唱贊美詩；晚上到圖書館去，猶如歐美人上大戲院一樣，都要盛裝修飾一番，以示自重。每日耳濡目染于這種嚴謹的西方宗教氣息里，心態必會產生水滴石穿的變化。

女子受不到教育，成不了人才，參加不了國家大事，不能為國家民族出力！這公正嗎？合理嗎？……我們女子一定要同男子比一比，賽一賽。在事業心日益膨脹的同時，她對婚姻則采取不信任的態度。面對高富帥的追求者，她一概拒絕說：對不起，不幸的先生，請你自我珍重吧！雖然這種高揚的絕對女性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變形與不可實踐的，卻正說明宗教精神早已潛移默化于教會學校師生的言行與思維中，與她們反封建、自強自立的思想融合為一體。

上海：獨身的群像

現在該談談上海了。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國際商埠。華洋雜處，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王安憶有句話說得妙：上海的繁華是女性風采的。

從民國成立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段漫長的時間里，上海集中涌現出一批獨身女性。其中一部分是出于種種原因不得不走上這條道路。比如陳丹燕在《上海的紅顏遺事》里以淺淺一筆描述的一個30年代的單身護士：在遺留下來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個不好看的老姑娘……她在這個風氣勢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過教育，能說英文，她當了單身職業婦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強嫁人的侮辱。那個年代要成為可以靠自己獨立生活下去的職業婦女，不是簡單的事。可在醫院的女醫生、女護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

而家庭環境對于一家人的道德、思想、習慣，人生選擇，也有著很大影響。民國時期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上海一些長輩開明、生活方式西化的知識分子、資本家、銀行職員的家庭里，又集中出現了一批默默生活在象牙塔下，有精神潔癖的獨身女性。而且在這些家庭里，獨身往往不是個別現象，經常是上下兩代人，甚至有兄弟姐妹都是獨身者的。這些人大都有個共性，家庭有篤信基督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往往是自愿走上這條道路的。

王元化先生的姐姐桂碧清，母親就出身于一個傳教士的家庭，她的三姨桂德華曾留學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回國后在圣約翰等大學教外國文學，一生未婚。桂碧清自己也終身未嫁，把精力都放在照顧家庭和照拂兄弟上，她幫助王先生度過了生命中最難過的那些日子……

滬上鋼琴家顧圣嬰，其名字就體現出濃郁的宗教氣質。她曾就讀于教會學校中西女中，在文革的狂風驟雨中，30歲的她與同住的母親、弟弟共赴天堂。有人回憶她的外形瘦弱如小男生，演奏時卻爆發出驚人的力量和對西方音樂精神準確的領悟力。在對顧圣嬰少得可憐的回憶里，就有人說在60年代還見過她用法郎買唱片。這樣匪夷所思的記錄，讓我想到王安憶《長恨歌》對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個舊式工廠主嚴先生家的描述：這房間分為里外兩進，中間半挽了天鵝絨的幔子，流蘇垂地……外一進是一個花團錦簇的房間，房中一張圓桌鋪的是繡花的桌布……窗下有一張長沙發，那種歐洲樣式的，云紋流線型的背和腳，橘紅和墨綠圖案的布面……窗戶上的窗幔半系半垂，后面是扣紗窗簾。我無端地覺得顧圣嬰和她的母親、弟弟應該就那樣相依為命地生活在這樣半垂的窗簾后面，姐弟兩個都有一種精神潔癖，現實的羈絆也使他們選擇了獨身。夜晚常常從窗戶后面傳出肖邦的樂曲，直到最后毀滅的那一天。

作家葉永烈采訪勇敢地為傅雷夫婦保存骨灰，為此受到長時期不公正審查的江小燕女士時，是在1984年。年過四十的江小燕依然獨身，與母親、妹妹同住在一間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這說明妹妹似乎也沒有結婚。今天，74歲的江小燕獨自住在上海遠郊，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平淡無波地生活著。她曾說：我父是個基督徒……被抓的當夜，我當然意識到這是我生死大關，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

江小燕的年齡與顧圣嬰差不多，她們都生于40年代，是趕上了民國尾巴的一代知識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社會，對于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剩女們，民間的不理解和非議似乎反而沒有近百年后的今天那么甚囂塵上。在女性受到壓抑的社會總環境下，在一個小的、價值觀趨于西范兒的生活空間里，她們獲得的寬容度竟然是很高的。

面對生活中突如其來的狂風驟雨，這些并非不食人間煙火、卻具有精神潔癖的女性，往往表現得堅忍勇敢和鎮定。面對榮譽與金錢的誘惑，又淡定自如，與世無爭。這既是中華民族女性優秀傳統的體現，也讓人想起了簡·愛這樣信仰基督的西方女子的精神氣質。所以這個群體選擇獨身，絕非刻意回避男女交往，而是幾方面合力作用下，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她們的漸漸遠去，也寓意著一個精神階層的逐漸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