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春天，九歲的殷承宗在鼓浪嶼毓德女中禮堂舉行了鋼琴獨奏會，他彈奏肖邦的《圓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軍隊進行曲》、帕德列夫斯基的《小步舞曲》，還有他自己改編的革命歌曲《解放區的天》、《團結就是力量》和《解放軍進行曲》等等。座無虛席的禮堂，每彈完一曲都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獨奏音樂會取得了圓滿成功。之后，他又繼續學了一段時間的鋼琴，但不久因在去學琴的路上把錢丟掉了，只好又重回他所說“自己在家里亂彈”的日子。
鼓浪嶼是音樂的搖籃，但不具備正規的音樂專業教育的條件，許多親戚、朋友勸他到上海接受正規的鋼琴訓練，殷承宗有些舍不得從沒離開過的溫暖的家，舍不得離開教堂的唱詩班（在那里哥姐們唱歌，他伴奏，每逢圣誕節和復活節，都要舉行音樂會）；捨不得離開讓他享有愉快童年的鼓浪嶼。何況以當時的家庭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他到外地求學。但北上求學始終是他揮之不去的夢想，因為他清楚的認識到要真正走這條音樂之路就不能留在鼓浪嶼。終于，機遇來了，積極推薦殷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廈門市音協主席楊炳維代表音協慨然贊助了 25 塊錢，殷承宗毅然告別家鄉，提著一只小舊皮箱上路，邁出他人生旅途決定性的一步——到上海報考音樂學院附中。
那時從鼓浪嶼到上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乘坐長途汽車，攀山越嶺，翻跨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至江西鷹潭，然后再坐火車到上海，對于從未離開那沒有汽車的鼓浪嶼，一聞汽油味就暈車嘔吐的殷承宗，熬過長達五天旅途顛簸，接受了北上求學難忘的第一課。
北上求學
1954 年夏，十二歲的殷承宗幾經艱辛來到上海，在入學考試上，他彈奏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以 98 高分摘取了兩千多名考生中的狀元榜首，進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安排在馬思蓀老師班上學習。兩個月后，他被蘇聯專家謝洛夫選入專家班。在謝洛夫所教的七、八個學生中，有青年教師、大學生，只有他一個是中學生，而且僅接受過幾個月的正規訓練。謝洛夫一上課就要他彈肖邦練習曲等高難度的曲子，這意味要求他比其他學生更加刻苦。然而他卻以此為樂，因為這將促使他一開始就把自己放到一個很高的起點，而去攀登更高的目標。他在音樂學院附中二年級時，來校參觀的蘇聯音樂學院代表團中一位音樂家聽完他彈門德爾松的《嚴肅變奏曲》后，在禮堂發表演講時非常欣賞殷承宗的演奏，認定這個孩子以后會震驚世界。
1956 年夏，第一屆全國音樂周開幕式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參加演出的都是全國音樂界名家或新秀，音樂會節目中惟一的一個少年鋼琴獨奏——兒童組曲《快樂的假日》，正是帶著紅領巾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初二學習的殷承宗。
殷承宗在校內不僅鋼琴彈得好，各門文化課都名列前茅，運動會上更出盡風頭。他的60 米短跑記錄保持了許多年，還代表學校到區里參加比賽。他擔任過班長、少先隊大隊長。就在這樣的氣氛中他渡過了在音樂學院附中的最初兩年。
1956 年，殷承宗上初三時，謝洛夫奉調回國。當時在中央音樂學院（設在天津，1958 年遷北京）任教的蘇聯專家塔圖良到上海選擇學生，殷承宗被選中，跟隨專家到天津。塔圖良認為殷很有天分，想讓他參加國際比賽，給殷各種各樣的練習曲，不但要照譜彈，還要轉調彈，在上海跟謝洛夫學習時，他每天練琴五、六小時，沒有感到太大的壓力，但到中央音樂學院后，周圍的同學如顧圣嬰、劉詩昆、李名強等都有很高的水平，他又面臨比賽，意識到自己的基本功、技術問題如果不能夠在 16 歲之前解決的話，以后就會更加困難。他開始拼命練琴，有時一天要練上十到十二小時，苦練之下鋼琴水平提高很快?？上б荒曛笠蛩D良的太太在游泰山時坐轎子，被蘇聯大使館知道，認為是犯大錯（坐轎是騎人民頭上），把塔圖良調回蘇聯，殷承宗便又返回上海。
回上海后遇上第三位蘇聯老師，鋼琴家阿爾札瑪諾娃，她讓殷準備參加羅馬尼亞埃聶斯庫比賽，出國比賽之前，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蘇聯專家克拉芙琴科（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教授、著名演奏家）到上海講學，聽了殷的演奏后，把他帶回中央音樂學院繼續準備比賽，1958 年，16 歲的殷承宗，第一次赴羅馬尼亞參賽。由于剛更換老師，沒足夠時間準備，匆促上陣，沒能得到正常發揮，初次鎩羽，名落孫山。但他覺得有機會聽到那么多高手演奏，獲益良多。
比賽后，殷回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跟從克拉芙琴科學習，那時他開始準備下一個比賽——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有了上次臨場的經驗，他更加努力，下苦功解決技術上的難點，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起床練琴，找比賽中最難的曲子練習，半年如一日。
1959 年，17 歲的殷承宗參加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榮獲第一名。預賽前一天，他突然病倒，發高燒 39 度多，他帶病堅持參加，通過了預賽。決賽中他演奏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舒伯特的《即興奏鳴曲》和《塔蘭泰拉舞曲》，獲得評委高度評價，十位評委全部給予滿分，榮獲了金牌。
得獎后，他在國內開始有了名氣，也不斷有機會參加各種演出。此時他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為參加柴可夫斯基比賽做準備。時值殷承宗上高中三年級，除準備比賽，還得為留學蘇聯做準備。這不僅要上文化課，還要學俄文，每天得背九十到一百個生詞，不久后由于中蘇關系惡化，他們這最后一批留蘇學生，行前還得到鄉下參加勞動和接受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思想教育。
留學蘇聯 榮獲殊譽
殷承宗到了蘇聯，先被分配到奧得薩音樂學院，開頭一個多月的時間整天和蘇聯同學辯論，因為一談政治大家觀點不同。后來，教過殷三年的老師克拉芙琴科到文化部交涉，他才被換到列寧格勒音樂學院，來到克拉芙琴科的身邊，由于天天上政治課使得他第一年沒有學到什么，到了第二年，因為要參加比賽，才被特許全力以赴做賽前的準備。
柴可夫斯基比賽是全世界矚目的大賽，1958 年舉行的首屆冠軍是美國人范·克里伯恩，在美國引起轟動，回紐約時受到夾道歡迎，殷準備參加的第二屆規模更大。報名參賽的 66 名選手中，僅美國人就占了近一半，蘇聯則由各加盟共和國逐級選拔上來，參賽者中還有如英國的奧格頓和蘇聯的阿什堅納西都是年逾 25 歲、多次國際比賽摘冠的職業演奏家。比賽曲目涵蓋古典至現代，時間長達好幾個小時。他面臨巨大的挑戰，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練琴。當時學校的鋼琴每天只讓練四小時，老師幫他安排到紅十月鋼琴廠練琴。琴廠離宿舍很遠，乘搭無軌電車需要一小時，殷承宗每天都堅持練到深夜一兩點才趕末班車回宿舍。冬天下大雪，有一次因拼命追趕末班車被甩了下來，胸部撞傷導致內出血，痛了三個月仍堅持練琴。當時在離琴廠較近的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學生會，見到他這樣辛苦，就讓他睡在學生會的辦公室。
1962 年，殷承宗代表中國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榮獲第二名。一個 20 歲且只接受正規訓練八年的音樂學院二年級學生，在世界上頂級水平的國際大賽中，從眾多強手中奪得第二名，許多評委給予高度的贊賞：“殷承宗有著對音樂的深刻理解和無懈可擊的技巧”，“殷以他的才華征服了莫斯科人”。
事實也是如此，殷首輪演奏即以其對音樂的深刻理解和無懈可擊的技巧震撼四座，他是那天最后的一個演奏者，與會者反應強烈，散場仍余興未盡，在會場里熱烈評議達一小時才散去。比賽后原訂宣布比賽結果的時間一再推遲，因為，當時評選的結果要克里姆林宮批準才能公布。在當時中蘇關系惡化的情況下，政治介入調整了排名次序，把原來第一名蘇、中各一，第二名英、美各一，調整成第一名為蘇、英，第二名為中、美的排列。當時評委之一的法國馬格麗特·朗曾為之打抱不平。他對殷說，他們不給你第一，你來參加我們法國的鋼琴比賽，你一定能夠第一（殷回國后，他們邀請過殷和他的老師參加法國比賽，但未成行）
得獎后殷承宗在蘇聯各地進行了五、六十場巡回演出，使他的音樂視野更寬廣了。在蘇聯的三年中，他不僅要上專業課，還修室內樂、伴奏課及各種音樂理論。他經常去聽音樂會，看歌劇或芭蕾舞。他還喜歡到博物館看畫展，有次被畫家雷文坦一幅題為“獨木橋”的水景畫吸引住了，仿佛從畫面上聽到拉赫瑪尼諾夫的音樂。列寧格勒（現圣彼得堡）的藝術氣氛給了他許多音樂靈感，讓他對俄羅斯文化和音樂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蘇聯留學三年，殷承宗以各科滿分的優異成績，提前把主修的鋼琴本科課程全部修畢，并繼續修讀作曲和指揮。1963 年暑假，他接到要他回國的通知，回國后，他留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深造。
尋找鋼琴的出路
殷承宗回想當年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大煉鋼鐵的年代，學校要到煉鋼爐前開音樂會。那時學院出現了“鋼琴滅亡論”，認為鋼琴彈的都是西洋的東西，工人們聽不懂，不能為工農兵服務，還是拉二胡、打揚琴、彈古箏好。團支部則動員團員帶頭改行學民樂，當時他很不服氣，他說可以搞創作，寫一些中國的東西，他的《秧歌舞》就是在 1958 年開始寫作的，當時只開了一個頭，因為沒有人把笨重的鋼琴搬到煉鋼爐前去演奏。
殷承宗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音樂界出現了許多奇談怪論，提出這個不能彈，那個也不能彈，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更不能彈，因為他背叛祖國，十月革命后出走西方。從小接觸西方音樂的殷承宗，一直受教于蘇聯老師，留學期間接觸的也都是蘇聯的東西，又剛得大獎，雄心壯志準備大干一番事業，回國后卻發現鋼琴不能彈了，心想如果再不去學點民族的東西，鋼琴就更沒有出路。
1963 年，殷承宗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并為毛主席演奏。那是 1963 年歲末 12 月 31 日，在中南海毛主席的客廳，毛主席是為了解當時文藝界的情況而安排這個小型文藝晚會。晚會上殷承宗彈了自己創作的《秧歌舞》和肖邦的《詼諧曲》第二號。彈后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邊，毛主席談了很多，由于精神緊張加上毛主席濃重的湖南口音，他就是聽不懂，后來經新華社記者翻譯，才知道毛主席是說殷承宗的鋼琴彈得很好，以后要多搞一些民族的東西。
1964 年 9 月，殷承宗參加“四清”，被安排到北京通縣勞動鍛煉，一去就是一年。這一年里，他總是不死心，想方設法為鋼琴找出路，他認為如果不努力求存，自己的鋼琴前途就會斷送了。他以給農民演出為理由，要求學校搬架鋼琴到鄉下，終于在春節前搬了一架鋼琴到生產隊。這樣他白天干農活，晚上可以練琴，許多農民從來沒見過鋼琴，男女老少都跑來看，他也和農民交上朋友。
從農村回來后，他創作了《農村新歌》。這是一些革命歌曲及農民喜歡的小調，中間加上朗誦、喊號子，邊彈邊唱，很是熱鬧，周總理聽后給予高度的評價。那年，周總理在聽了他演奏瞿維改編的《洪湖水，浪打浪》后說：“我過去對鋼琴如何民族化、大眾化的問題感到信心不足，聽了你的《洪湖水》后，我有信心了。”這些嘗試和所得到的肯定，對殷承宗后來創作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起了啟迪作用。
1965 年殷承宗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到中央樂團擔任首席鋼琴演奏家。
1966 年 6 月初，《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除四舊”、“批判文藝黑線”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系統各部門及各院校迅速掀起批判“封、資、修”、“大、洋、古”和“文藝黑線人物”的狂潮。紅衛兵四處抄家，破四舊，有人提出鋼琴是“資產階級的玩藝”，“不能為工農兵服務”，應該砸爛它。
殷承宗看到出現了樣板戲，京劇演員、芭蕾舞演員還活躍舞臺上，他不再消極等待，決心用實踐證明鋼琴是能夠“洋為中用”、能夠為工農兵服務的。1967 年 5 月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社會上去宣傳演出的熱潮，他和幾個朋友自發采取一個大膽行動，把一臺立式鋼琴搬到天安門廣場演出，從彈奏群眾熟悉的歌曲開始，接著讓觀眾隨意點奏。開始大多點的是當時流行的語錄歌，卻有個觀眾要求聽京劇。他當時對京劇一竅不通，但因中央樂團已搞了交響音樂《沙家濱》，對該劇的曲調還比較熟悉，就憑記憶彈了一點?；厝ズ笏B夜趕寫了該劇中沙奶奶斥敵的一段，第二天找一個會唱的人，回到天安門去又彈又唱，反應非常熱烈。在天安門連演三天后，又到建國門等北京其他街頭去演出，受到觀眾的喜愛，也收到大量的群眾來信。
鋼琴伴唱“紅燈記”
有了天安門演出的經歷以受到觀眾點唱京劇的啟發，殷承宗終于找到鋼琴的一條出路——用鋼琴為京劇樣板戲《紅燈記》伴唱。于是他便到中國京劇團去拜師，《紅燈記》創作者之一的劉吉典把孫玄齡（中央戲劇學院青年教師）介紹給他，他便開始學京戲并寫曲子。殷很喜愛《紅燈記》戲中李鐵梅的唱腔，就寫了李鐵梅的三段曲子，又馬上去找唱李鐵梅的京劇演員劉長瑜合練。在合練中劉長瑜邊唱邊指點殷的鋼琴如何配合京劇的唱腔。她發現殷很聰敏，一聽就懂，殷也覺得劉對鋼琴適應很快，他們練了幾次，感覺很好。
1967 年國慶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演出節目中，殷承宗和劉長瑜的鋼琴伴唱《紅燈記》以及毛主席詩詞《詠梅》引起了轟動。在場的中國唱片社人員決定錄音后上報中央。演出后不久，殷被通知去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央首長接見。首長說聽了錄音后認為非常好，鼓勵殷承宗繼續搞下去，從此他開始名正言順地進行鋼琴曲創作。
殷承宗認為像李鐵梅那三段曲子唱腔還比較簡單，可李玉和、李奶奶的一些大段唱腔難度較大，不潛心研究就寫不出。他來到中國京劇團，整天坐在樂池看《紅燈記》的演出，最后他把整出戲連鑼鼓到臺詞全都能背下來。1968 年春，他把寫好的曲子（李鐵梅五段、李玉和三段）和劉長瑜、錢浩梁進行認真的排練，錄音后送上。
1968 年 6 月 30 日深夜，殷承宗在睡夢中被喚醒，說是中央領導要接見他。接見時首長特別肯定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創作，并決定做為建黨四十七周年的特別獻禮，第二天要向全國廣播。殷承宗聽到后簡直不敢相信，他興奮得整夜再也睡不著，仿徨了這么多年，鋼琴終于可以翻身了。
1968 年 7 月 l 日，鋼琴伴唱《紅燈記》向全國廣播，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出席在人民大會堂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47 周年的文藝晚會，聆聽了殷承宗的鋼琴伴唱《紅燈記》這個“洋為中用”的藝術新形式。演出結束后，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上臺接見演員。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特大號字通欄報導這條新聞，并配有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在臺上與演員合影的大幅照片。好久沒有在收音機里聽到鋼琴聲的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學生，興奮得上天安門廣場游行，貼大字報，慶賀鋼琴重獲新生。緊接著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把它拍成影片在全國公映，一時轟動全國。有人認為，這是鋼琴音樂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大普及、大掃盲，因為當時的確有很多人是從這部紀錄片中才認識鋼琴的。
后期殷承宗又創作了李玉和、李奶奶各兩段，最后定稿的鋼琴伴唱《紅燈記》共十二段。
鋼琴協奏曲《黃河》
鋼琴伴唱《紅燈記》成功后，殷承宗開始考慮如何使鋼琴從為京劇伴唱的位置上獨立出來，使之突出鋼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藝術價值。他想創作鋼琴協奏曲，記得有張大字報寫到中央首長接見中央音樂學院學生時曾說過：鋼琴應彈京劇，彈《黃河大合唱》、《歌唱祖國》。他找了一些音樂學院的學生一起商量，最后還是把著力點落在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這部家喻戶曉的現代中國最優秀作品上。為此成立了創作小組，有殷承宗、儲望華、盛禮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學生許斐星做秘書，由中央樂團軍代表帶領，到黃河沿岸體驗生活。他們先來到壺口，感受大瀑布的磅礴氣勢，接著便沿黃河上延安。一路上，他們和船夫一起拉扦、喊號子，一起與驚濤駭浪搏斗，渡過急流險灘。他們沿途和老鄉們一起勞動、生活，聽了不少抗日戰爭的動人故事。黃河邊的生活體驗，幫助他們對《黃河大合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體驗生活后回北京開始寫作，為了讓老百姓聽懂，決定采取組曲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寫，最后分成：《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怨》和《保衛黃河》四段，后來把《黃河怨》改為《黃河憤》。當寫作到第四段時，創作組又增加了中央音樂學院的老師劉莊。經過近一年的努力，1969 年年底前完成了鋼琴協奏曲《黃河》的創作，送中央審查，得到的批示：第四段《保衛黃河》尾聲用《黃河頌》旋律掀不起高潮，建議用《東方紅》旋律。
1970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審查《黃河》。當殷承宗彈到第四段《保衛黃河》時，周總理一直在那里打拍子，樂曲剛完，總理激動喊出了：“冼星海復活了！”把在場所有人因創作演出成功的歡樂情緒推向了高潮，中央決定先試演幾個月，以征求工、農、兵群眾的意見。
1970 年 5 月 1 日，鋼琴協奏曲《黃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公演。節目安排殷先彈鋼琴伴唱《紅燈記》，由于長時間疲于創作和演出，在彈《紅燈記》時他扭傷了腰，一下子動彈不了。他咬牙堅持彈完，被送到附近醫院。醫生馬上為他做緊急處理，經打針，綁繃帶，再趕返文化宮演出《黃河》。他備了一張靠背椅，以防萬一倒下去。在這種狀況下演出《黃河》，樂隊特別集中，演出非常成功，可演出后他三天動彈不了。
1971 年，殷承宗隨中央芭蕾舞團出訪歐洲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國，演出芭蕾舞《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每場演出前都加演《黃河》。原計劃出訪演出半年，后因林彪事件而取消去英、法、意演出，提前三個月回國。這是《黃河》第一次在國外公演。
在那個年代，因為眾所皆知的原因，殷承宗于 1973 年也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被提為中央樂團領導。還被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
古 曲
1972 年尼克松訪華后，中國文藝界開放了近一年時間，倫敦交響樂團、維也納交響 樂團和費城交響樂團相繼到訪，殷承宗和這些交響樂團合奏演出《黃河》。1973 年與費城交響樂團的合奏，《紐約日報》記者寫了許多對殷好評的報道，之后，日本邀請他去演出，日方提出希望他彈的曲目中西各半，而中央只讓彈中國的作品，可當時哪有那么多中國作品可彈呢。其實殷承宗在創作鋼琴伴唱《紅燈記》繼而鋼琴協奏曲《黃河》成功后，認為進而要創作更多的中國作品，好讓鋼琴有開獨奏會的機會。
殷承宗獲準組成由他和儲望華、劉莊、黎英海、杜鳴心、王建中等人參加的寫作組，專門寫鋼琴獨奏的曲子。他和寫作組部分成員連同鋼琴搬進當時正在整修不對外開放的北海公園靠湖邊的一棟設施簡陋的小屋，室內沒有自來水、煤氣、廁所，要自己挑水，生爐子和使用室外公廁。但那里非常清靜，任由你想彈什么曲子都可以，彈到深夜都沒人理。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北海整整住了一年，這是他們創作豐收的一年。
寫作組選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國音樂精華的一些古典，拜訪了多位琵琶演奏家，連國樂老前輩楊陰柳、曹安和都訪問過，收集了許多資料，聽了大量錄音。他們用五線譜把每一個音符，滑音，指法重新整理。就這樣，殷承宗埋頭鉆研了一年國樂，和寫作組一道寫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鳥朝鳳》等曲子，又到陜北采風，寫了陜北民歌組曲，殷還把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兩段改寫為鋼琴獨奏曲，杜鳴心把《紅色娘子軍》寫成鋼琴組曲。經過兩年的努力，匯集成一個多小時的作品，送交文化部審批。沒料到完全按照琵琶指法那種演奏方法寫出的《十面埋伏》竟然沒能通過審批，直到 1983 年才得到首演機會。
1975 年殷承宗應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黃河》，還演奏了那些古曲，并由 NHK 電視臺錄影在日本播放。
1975 年至 1976 年間，殷承宗還帶領中國藝術團——一個由六十多位從全國各地挑選上來，擁有器樂、聲樂、舞蹈各方面人才組成的表演團隊，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國家訪問演出。
在中央樂團擔任領導的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時間在外搞創作，出訪，及為所有來訪的國家元首演出，還拍了五部與鋼琴有關的電影《黃河》、《紅燈記》、中國藝術團拍的《百花爭艷》、英國記者格林拍的《前進，紅色的中國》電影中，與北京交響樂團（后來的中央樂團）演奏李斯特第二鋼琴協奏曲以及記錄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片段名為《音樂的春天》記錄片。
息演四年
殷承宗由于創作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與江青有過工作上的聯系，“四人幫”倒臺后，他被作為“江青的紅人”、“中央樂團四人幫的代表”而被審查了四年，其中還被隔離審查了十個月。這段日子是他有生以來最痛苦的歲月，但即使在被審查的日子，對自己演出生涯的前途并沒有喪失信心。他始終記住一句話：“做一個演奏家，一天不練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琴，同行知道，三天不練琴，聽眾就知道。”在那十個月不能練琴的日子里，他做了兩件事：一是擔心自己較小的手，如果不練琴會更縮小，因此每天做撐手指練習，沒想到十個月下來，手不但沒縮小，反而被撐大，能彈十度了（原只能彈九度）。二是每天在腦子里背念巴哈的平均律，并把以前彈過的東西默默地在腦子里背。
問題逐步搞清楚后，殷承宗被允許恢復自由。他立即找機會練琴，當獲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劇團有架鋼琴后，通過一位同學的關系，就到那里去練琴。已經三、四年沒有演出的殷承宗，為了恢復上臺的感覺，每星期天都開個小型音樂會，請同學和朋友們聽他演奏，慢慢把舞臺感覺找了回來。
他要求參加樂團排練和演出，但一直沒得到安排。文化部的許多干部和廣大音樂工作者以及新聞界人士，不忍看著殷承宗這樣的人才長期被閑置，紛紛向上級反映，終于引起了中央組織部門的重視，一位負責專家工作的局長給中宣部長的信中寫到：“……他的問題現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參加排練演出，但有關領導不知為什么不讓他演出，硬要一個青年鋼琴家去音樂學院做教師工作。這種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對于一個世界知名的鋼琴家來說，不讓他上舞臺演奏，等于斷送了他的藝術生命，其影響和后果是不好的，我認為應該改變這種做法，讓殷承宗參加排練和演出活動。”這封信很快批轉給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黃鎮表示完全同意，不再考慮某一些人的反對，當即指示樂團安排殷承宗演出，同時接見了殷承宗，予以安排和鼓勵，并主動表示在殷演出時，他將盡可能出席音樂會。
重返舞臺
1980 年 7 月 16 日晚上，殷承宗在中央音樂學院禮堂舉行鋼琴協奏曲音樂會，演奏了 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和李斯特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由美國指揮家戴維·吉爾伯指揮，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協奏。這是殷承宗四年后首次重登舞臺，他心情非常激動，當演奏完最后一個音符時，全場聽眾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長達十分鐘之久，他感到這是首都聽眾對他的最大鼓舞。
1982 年 1 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再度由戴維·吉爾伯指揮、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協奏，演出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一部被全世界公認為鋼琴名作中難度最高、只有技巧最精湛的鋼琴家才能駕馭的經典作品，演出獲得很大成功，全場聽眾為\這部世界名作首次在中國演出，為殷承宗向鋼琴藝術高峰攀登進程中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而長時間熱烈鼓掌。
美國著名鋼琴家，歷屆柴可夫斯基和肖邦國際比賽評委尤金·李斯特教授聽了殷承宗獨奏音樂會后，激動地說：“1962 年我在莫斯科聽過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輝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聽，覺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說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終把技巧融在音樂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聽了幾十年的鋼琴演奏，耳朵都聽出了繭，但殷承宗的演奏卻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為青年鋼琴大師。
踏上美國 再創輝煌
殷承宗于 1976 年 6 月結婚，太太陶宗舜是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 67 屆畢業生，婚后不久，“四人幫”倒臺，翌年女兒出生后不久，殷被隔離審查，在那完全被孤立的日子里，太太的支持，相互的激勵，家庭的藉慰，幫助殷承宗渡過他一生中最艱辛的日子。
1979 年審查結束后，經歷多年風風雨雨的殷承宗產生了到國外去重新奮斗的想法。出國審批手續幾經周折，太太便先于 1980 年以留學身份到美國，殷承宗的申請最后上到了中央政治局才獲批準，1983 年 3 月，他攜同五歲的女兒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國，開始新一段艱苦創業奮斗史。
盡管他留學過蘇聯，接觸過純正的俄羅斯學派，但近二十年與西方世界的隔離，加之紐約這個融合各種學派，匯集著四、五百名鋼琴家的音樂之都，都對他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這聞名世界、全美最著名的音樂殿堂，能夠在那里演出，標志著資格被業界認同。
1983 年 9 月 28 日，殷承宗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首次獨奏音樂會。10 月 2 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稱：“對于我們這些常以‘孤立’來形容中國歷史的人，殷承宗使我們驚訝，四十二歲、來自中國的鋼琴家，星期三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他在紐約的首演，展現的不僅是他對器樂的卓越控制，還有他對樂曲的正確理解。在所有的樂曲中，殷承宗表現了對古典音樂的敏銳而又自然的領悟，特別是他彈奏的莫札特，能感覺到音樂張與弛的對比，并恰到好處地強調適當的片段。殷承宗在貝多芬和李斯特的樂曲里，展現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證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鋼琴家并駕齊驅……”演出的成功，舒緩了初到美國所承受的心理壓力。
1985 年，殷承宗在華盛頓舉行獨奏會后接受美國電視臺采訪時對記者說：“我到美國要干三件事：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樂廳演出，實現我從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夢想；第二，在可能的情況下，向美國和世界的聽眾介紹中國的鋼琴藝術；第三，今后年紀大時，把自己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青的鋼琴家。”
朝著這三個目標，殷承宗堅持不懈地努力，不斷地學習新的東西，不斷地擴增曲目，由原來彈古典和浪漫派為主的樂曲，擴展到印象派的作品。在擴增曲目的同時也不斷地擴展演出的地點，到美國后成了職業演奏家的殷承宗，足跡遍及美國四十個州和俄、英、德、芬蘭、加拿大、韓國、新加坡等國，還多次到臺灣、香港演出，他在世界許多著名的音樂廳舉辦過幾百場演奏會，其中包括卡內基音樂廳（5 次）、林肯中心（3 次）、倫敦維格莫音樂廳、莫斯科音樂學院大廳、圣彼得堡愛樂大廳等等。得到了各地權威評論家的極高評價，曾擁有“中國最著名鋼琴家”美譽的殷承宗，終于成功地登上并站穩在國際樂壇上?！度A盛頓郵報》評論：“殷承宗的莫札特是保守而嚴謹的，表現出正宗古典的風格，他的舒伯特表現了高尚的氣質。而今有些已成功的鋼琴家避忌選擇李斯特的曲目，但殷承宗的 B 小調《奏鳴曲》的演奏證明了他是李斯特專家。”
《芝加哥論壇報》評論：“在這個追求準確的時代，能聆聽殷承宗這樣的演奏是一種享受……它勇于冒險的精神在技巧復雜又艱難的李斯特 B 小調《奏鳴曲》中表露無遺，這首號稱為李斯特鋼琴作品中最高成就的奏鳴曲，給予表演者的挑戰在于如何把眾多的音群和變化的動機組合成條理的陳述。殷承宗對此曲的處理加了幾許的炫耀，使得他的演出成為當今最有力的詮釋之一。”
《舊金山記事報》評論：“殷承宗是屬于詩人、哲學家型的藝術家，他的演出絲毫沒有為炫耀而炫耀的傾向。他用恰到好處的控制和驚人的技巧流暢地表現了樂曲的深度，他的技巧在樂曲表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角度看，殷承宗的風格極像阿勞，或許還要更細膩、更敏感……他的演出有少見的穩重和高貴的氣質。”
《紐約時報》評論：“……殷承宗對圓滑的連音和歌唱般的音色特別注意，實在很難得聽到一位演奏家把鋼琴的音色表現得如此動人，如此富有感情……這是以靈敏的美感把琴音本身的美完全表現出來。”
《波斯頓環球報》評論：“殷承宗的演奏風格是誠實直接且有權威性。在史克里亞賓熱情的第五號《奏鳴曲》中更是剛強、刺激而又充滿豐富色彩，這首曲子有著奇特的組合，包括瘋狂的速度和沉靜的夢幻，因此有時會顯得放縱或失去理智，殷承宗的演出既火爆又寬廣，保持了一種特有的理智。”
殷承宗為實現他的第二個愿望，一直努力把中國的作品介紹給美國和全世界。但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樂曲還不被西方樂壇所重視，他只能在獨奏會中當聽眾要求加演時彈。這些年來，經過他的努力，也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他不斷把中國的鋼琴曲目搬上世界著名的音樂大廳。1996 年他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了中國的古典《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1997 年在林肯中心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聽眾反應非常熱烈，輿論界給予高度的評價，把《十面埋伏》譽為“中國第一狂想曲”，說殷承宗是“將東方帶到西方”的中國杰出音樂家和“最令人興奮的鋼琴家”，而《黃河》則成為在全世界演奏的經典曲目。
殷承宗在五十年代開始先后錄制了十幾張唱片。最近三年，又陸續錄制的 CD 包括肖邦的《情懷》、德彪西的二十四首《前奏曲》、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和第三鋼琴協奏曲、肖邦的鋼琴協奏曲及中國作品鋼琴協奏曲《黃河》、鋼琴伴唱《紅燈記》等。西方音樂家的作品是殷承宗的主要曲目，他按作曲家分類，有計劃地錄制系列專輯，也計劃把他以前在中國時的作品出一個專輯，他認為錄制系列 CD 是留給后人最好的東西，并落實了與中國唱片公司合作錄制。
培養學生是殷承宗的第三個愿望，盡管隨著演出越來越頻繁，業余的時間越來越少，但他一直保持對教學的興趣和專注，許多優秀的青少年鋼琴家跟他學過琴，當中不少學生在國際比賽中得過大獎，諸如 1996 年英國里茲鋼琴比賽第一名、1995 年波格瑞里奇鋼琴比賽的頭獎都是他的學生，在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鋼琴比賽中，他的學生得過第一、第二。殷承宗還曾但任過克里夫蘭音樂學院的常任演奏家和教授。
中國心
殷承宗旅居美國十年之后的 1993 年，接到祖國的邀請，為中央電視臺 35 周年臺慶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當他看到為錄制第四段《保衛黃河》動員了上千人在中央電視臺門口而屋頂上有幾千人合唱隊的壯觀場面和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時，他非常感動，而當聽到主持人趙忠祥報幕時，他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激動的淚水，觀眾從電視里看到殷承宗的鏡頭時都高興地喊道：“殷承宗又回來了。”
自 1993 年后，他每年都回國兩、三次。1995 年在西安八千人的體育場演奏鋼琴協奏曲《黃河》，座無虛席。殷承宗對演奏用的鋼琴要求很高，他認為如果沒有好鋼琴使他發揮不出來，那是對不起聽眾。他每次回國，幾乎都要為趕在演出前把鋼琴調修到符合要求而花費了大量時間，那些沒有好鋼琴的地方就無法去演出。這促使殷承宗決心自置一臺鋼琴放在國內供他演出專用。終于在 1997 年他買下了一臺 1956 年為俄國鋼琴大師李赫特訪華演出而進口的鋼琴，也是當年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首演及拍攝電影所用的鋼琴。他從國外訂購一批原廠的零件并找來技師進行大翻修后，成為一臺非常好的鋼琴，加上近年來交通運輸業的迅速發展，從此他能夠帶自己的鋼琴到處去演出，地點也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展。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中央電視臺特地邀他在天安門廣場演奏《黃河》，并在 7 月 1日“慶回歸”節目中向全世界播放，殷承宗激動地說：我先后演奏《黃河》近五百場，唱片 CD 錄制四、五次，可這次演奏使我格外深刻地感受到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
1997 年殷承宗有兩個大型的巡回演出，當年春天，他率江蘇的樂隊奔波于祖國的大江南北，到了南京、鎮江、南通、常州、無錫、蘇州、南昌等地巡回演出。秋天，他又帶領圣彼得堡交響樂團到北京、石家莊、上海、南京、武漢、廈門、長沙等地巡回演出。
有報道說：“殷承宗史無前例地成功舉辦了一系列大型鋼琴交響音樂會，琴音繚繞祖國大地，影響深遠。他為中國鋼琴交響音樂史譜寫了嶄新的篇章。步入鋼琴黃金時代的殷承宗，不論演奏哪一類曲目，都突現了其演奏的特點：結構嚴謹，聲音純凈，色彩豐富，內涵深厚，他以爐火純青的演奏技巧和豐富的感情世界，使他的演奏別具魅力和震撼力，而正是這種音樂內在的魔力，征服了億萬觀眾。”
五十周年 新的起點
踏入新世紀，迎來殷承宗鋼琴藝術生涯五十周年，在各地為他舉行的慶祝演奏會上，殷承宗特別精選了三套具代表意義的曲目：第一套是到美國后擴展的新曲目，有德彪西的前奏曲和舒伯特晚年的作品。第二套有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和《黃河》協奏曲，前一部是他榮獲殊譽所演奏的作品，后一部則是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家喻戶曉的經典曲目。第三套是拉赫瑪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演奏這部世界公認最高難度的作品，不僅體現殷承宗爐火純青的演奏技巧，更體現了他五十年藝術生涯的跌宕起伏和不斷排除艱難險阻，終于攀上頂峰的人生歷程。
慶祝演奏會是又一次大規模的巡回演出，從美國亞特蘭大、波士頓、明尼蘇達的獨奏音樂會拉開序幕，接下來他率領由鄭小瑛指揮的廈門愛樂樂團從家鄉鼓浪嶼開始，經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演出十幾場，旋即帶領聞名于世的俄羅斯圣彼得堡愛樂交響樂團，在圣彼得堡和臺灣的臺北、臺中演出，繼而他再到廣東、上海、北京，最后回到紐約，以第五次在卡內基音樂廳上演為長達一年的慶祝演出活動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巡回演出有協奏曲音樂會，也有獨奏會專場，所到之處，幾乎場場爆滿，反應極為熱烈。
《黃河》協奏曲曾經息演十年，鋼琴伴唱《紅燈記》的樂音也在整整的沉寂了二十五年后，于 2001 年 4 月的北京和 6 月的美國德州再次演出，沒料到聽眾的反應是那么熱烈，甚至在臨散場前擁上臺去與演員大齊唱“渾身是膽雄赳赳”。
殷承宗對故鄉鼓浪嶼仍然是一往情深，他每次回國都要到鼓浪嶼，為了使“音樂搖籃”、“鋼琴之島”更具實質的內涵而非徒有虛名，他倡議并具體參與有關成立廈門愛樂樂團、改革廈門音樂學校、引進第四屆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鋼琴比賽和構想創作鋼琴協奏曲《鼓浪嶼》，這些事項，在市和區有關領導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正在逐項落實。
慶祝五十周年藝術生涯的演出，雖然在卡內基音樂廳的熱烈掌聲中落下帷幕時劃上完美的句號，但殷承宗把它看成是事業的新起點，他精力充沛，正處在演奏更成熟的黃金時期，他堅定地朝著既定的目標走，繼續為實現到美國后立下的三個愿望而自強不息。
人們期待著殷承宗譜寫出更美好的續篇。
